著名传播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在近日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新媒体研讨会上说，5G技术很大程度上在改变着世界的游戏规则、构造方式，中长视频继短视频之后必然成为5G时代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对传播领域的影响以及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构造也带来革命性改变。
喻国明认为，技术分两类，一类是改良型的技术，比如3D技术，它实际上只是对视觉的改善。另一类是革命性的技术，就是5G技术。革命性技术是对这个领域、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发展的重点以及它的发展基本逻辑和基本目标，有深刻的触动和重构。5G之所以可称作革命性的技术，从几个方面可见一斑。
5G对传播主体是巨大的革命性的释放
喻国明说，在视频这个工具不为大多数人轻易掌握之前，电视是高技术重装备领域，进入门槛极高。即使在网络社交媒介出现之后，“人人都是传播者”只是理论上的一直可能，因为传播的主要方式还是书写文字，有一种精英逻辑在里面起着作用，绝大部分还是“沉默的大众”，他们只是一个点赞者、转发者、阅读者、消费者，而不是内容创造者，不是发言的主体。
有研究成果表明，在书写文字为主的时代，社交媒介上虽然内容很多，但是95%的内容都是由3%—5%的人来撰写和发出的，其他人其实就是“打酱油”或者看客、转发、点赞。但是从4G开始，短视频成为一种让普通老百姓毫无障碍地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向全社会进行分享的工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性传播的发言者的门槛降到如此之低，造成了海量普罗大众成为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而5G作为比4G更高水平的技术，不但短视频能够大行其道，中长视频也必然成为5G时代的最主要的表达方式。
社会主要交流从书写文字转为视频语言
相对来说，书写文字是比较单纯的，表达的含义干净整洁，没有太多杂音或附加成份，适合于表达事实性的、逻辑性的、理性的东西。但是5G所带来的视频的突起，势必会使社会表达的核心的语言、关键性的交流都被视频所取代，这是一个趋势。当这种表达方式成为社会表达主要的语言形态时，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视频参与这种关键性传播的时候，它的要素已经远远超出了事实、逻辑和理性这个层面，越来越多场景性的因素、关联性的因素以及非逻辑、非理性的成份，会参与到未来的社会性、关键性、主流性的传播当中。
面对现在出现的新的表达方式和越来越多的非逻辑、非理性成份，如何进行表达方式的配置，如何把握其机制和规律，目前这方面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空白，缺少把控力。随着5G技术的商用，大概在两三年后，这样的传播应会成为一种社会基本现实。面对如此繁杂的一种话语方式和表达逻辑的改变，无论是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还是在社会沟通中形成共识，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这可能是未来传播领域尤其是政治传播、社会传播中一个相当大的风险之所在。
参与传播的内容主体会发生重要改变
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之前，基本上是专业媒介、专业媒体人、专业传播机构统揽或者承包社会传播的基本职能。社交媒体出现后，内容生产的主体开始多元化，出现了个人生产内容（UGC）、机构生产内容（OGC）和专业生产内容（PGC），而5G之后还会出现一个更重要的生产类别，就是技术生产内容（MGC）。因为5G是一个“两高两低”的通信技术，高速率、高容量，低时延、低能耗。低能耗和高容量就造成了万物互联的一个基本现实，让所有的传感器可以永远在线，而且把很多的传感器连为一体。
按照华为5G技术专家的说法，在5G网络之下，他可以连接5亿个场景、50亿个人和500亿个数据传感器。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来自于环境还是我们的可穿戴设备，都会参与到未来的内容生产当中，而这种内容生产所呈现出来的类别、价值以及它对社会、商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称媒介是人体延伸的基本含义，是指与外部的物理性连接。可在5G条件下，在有万物互联传感器存在的情况下，它还会实现生理性连接、心理性连接，连人的情绪都可以进行数字显示，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新的样貌，社会管理、社会协同、社会协调以及人民的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就是一种媒介在如何改变的现实。
5G改变着世界的游戏规则和构造方式
喻国明说，表面看起来，5G是一个技术，关乎的是传输速度，但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构造方式。试想，“当MGC（技术生产内容）这样的传感器资讯成为海量内容的时候，对我们的舆论管控都会发生重大影响。没有MGC出现时，人的社会控制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控制，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删贴、屏蔽来进行一种舆论的掌控。但是，当MGC这种无限类别的东西从很多方面来定义一个人、定义一个事件、定义一个状态的时候，简单的用删贴、屏蔽能解决社会认同和舆论导向的问题吗？”
媒介融合趋势是成为社会生活基础设施
在喻国明看来，5G技术本身对传播的基础性的影响力是非常重大的。对于媒介融合，目前还有很多人理解为是媒介和媒介的融合，其实，媒介最主要的含义和趋势，就是媒介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社会传播的工具，其底层逻辑是去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商业资源、人民生活所需资源，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比如做县级融媒体，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通讯工具、传播中心去设计和建设，就做错了位置，很难做成功。如果把它做一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平台，按照老百姓的需求和人民生活的逻辑，把它做成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连接起更多的商业和社会资源，成为人民离不开的社会生活的东西，它的传播力就自然而然作为一个附产品出现了。”
整个传播学学术构造或将发生更大改变
喻国明认为，随着5G时代来临，传播学的学术构造正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它的最基础部分应该是“电信传播学”，研究通讯技术如何影响着传播的样式、传播的种类等等。之后是“符号传播学”，因为今天各种各样的符号都能成为传播的载体，也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机制规律角色扮演的问题，需要研究。再后就是“人际传播学”，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人际，而且人与人、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等这样的人际社会的传播。再高一层是“人机传播学”，研究人和机器、人和物怎么来进行沟通。这些应该成为今天传播学体系的基本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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